近日IMF主席拉加德宣布，正式將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（SDR）貨幣籃子，決議將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。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，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中“推動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”目標在還未進入“十三五”（2016-2020）就提前完成。關于人民幣加入SDR，市場已經討論了非常多。我們認為目前市場存在幾個比較大的誤區，在本篇文章中進行詳細討論。

誤區一：人民幣加入SDR只有象征意義，沒有實際意義

在這個誤區之前，市場存在另一種誤區：人民幣加入SDR之后，將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之一，目前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僅為1%多一點，如果按照人民幣占SDR份額10-15%計算，人民幣資產需求空間巨大，將帶來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入。

這一錯誤很快被市場所認識到。打個簡單的比方，人民幣加入SDR與A股加入MSCI是完全不同的，A股加入MSCI將帶來全球指數基金被動配置A股，而人民幣加入SDR不會帶來全球央行被動配置人民幣資產。從這個角度上講，人民幣加入SDR似乎并不會帶來實際的利益，這就產生了新的誤區：人民幣加入SDR只有象征意義，沒有實際意義。

我們認為，壓根就不該從是否增加人民幣資產配置的角度理解這一問題。人民幣加入SDR的最大意義在于，人民幣得到二戰后國際金融秩序代表——IMF的承認，有助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。

那么，下面的問題就是，人民幣國際化是否有實際意義？市場普遍認為其是有意義的：第一，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倒逼改革，包括促進利率市場化改革、匯率市場化改革、資本市場改革、監管體制改革，乃至政治體制改革；第二，人民幣國際化可以降低匯率風險，有助于企業“走出去”和對外貿易發展；第三，人民幣國際化之后，可以收取國際鑄幣稅，相當于中國政府可以印鈔購買全球商品。

我們認為，上述市場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成立的，但是從長遠來講，人民幣國際化還有更為深刻的意義：

第一個意義是，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目標之一是成為計價貨幣，這將極大的增強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。2014年下半年以來，存在“美元走強→大宗商品價格下跌→歐洲通脹下降→歐央行被動寬松→美元進一步走強→……”循環。對于盯住通脹的國家來講，盯住通脹就意味著盯住大宗商品價格，而盯住大宗商品價格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盯住美元指數，本國央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被實質性削弱。如果人民幣成為計價貨幣之一，則至少一部分大宗商品價格不再與美元直接掛鉤，通脹表征國內因素的程度（包含了本國匯率）將顯著增強，在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（或者之一）的貨幣政策框架中，央行的獨立性將大大增加。

第二個意義是，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之后，受到其他國家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干擾將大大減少。在第一點中，強調的是美元作為計價貨幣、影響大宗商品價格，在這一點中，強調的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影響全球金融市場。我們在《再造央行4.0》一書中提出，央行貨幣政策目標中應當加入“金融安全”，周小川在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輔導讀本和人民日報署名文章中也提出，“金融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重要基礎，金融改革成敗取決于金融安全”。金融安全的重要內容之一，是防范國際資本大幅流動和資產價格泡沫。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，美聯儲的一舉一動都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巨大影響，即“貨幣政策的外溢性”很顯著。這意味著，在目前而言，中國金融安全與否，與美國貨幣政策密切相關。如果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，則國際資本流動和資產價格將主要受到中國央行的影響，中國央行受到其他國家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干擾將大大減少。

第三個意義是，人民幣國際化將“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”。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，要“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”。中國對外政策正在由“搭便車”轉變為“利益攸關方”，乃至成為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參與或主導者。近年來，無論是應對索馬里海盜，還是對抗非洲埃博拉病毒，以及聯合國氣候大會中，中國都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。從長期來看，“一帶一路”是實體層面中國承擔全球責任的主要方式，而人民幣國際化則是金融層面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主要方式。

綜上所述，人民幣加入SDR有助于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，是人民幣國際化初期的一座里程碑；而人民幣國際化對于中國有極為長遠而深刻的意義。從這個角度講，人民幣加入SDR不僅僅是象征意義，而且具有現實意義。